读了方健文8月13日刊登的《新加坡教育“军备竞赛”背后逻辑》一文，很有感触。我认同作者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教育不应该只是筛选孩子的机制，而应该成为赋能每一个孩子的力量。不过，对于作者建议把小六会考（PSLE）改为及格与不及格，再以抽签方式分配热门中学学额，我有所保留。

我不认为考试和成绩本身是问题。相反，学校当然须要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中学也须要根据学生不同的基础，给予适合的课程和帮助。

我更想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必要在孩子只有12岁时，就把学习表现较弱的分得那么细？为什么还需要一个“20分以下”？

现行PSLE积分等级制，把每个标准科目分成八个等级，从最高的AL1，一直到AL7和AL8。AL8就是20分以下。我对于90分以上划为AL1，没有太多意见，学生的学习程度确实存在差异，教育须要评估，我也不认为所有孩子都应该得到一样的评价。我比较在意的是：为什么一个12岁的孩子考20分以下，还须要被单独划分为AL8？这一道20分的界线，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究竟有什么意义？

假设有一个孩子，小六时某个科目考18分，进入中学以后，努力使成绩从18分提高到36分。当然，中小学课程与考试难度不同，不能简单以百分比计算进步，但是单从数字来看，他已经提高一倍。对于一个原本学习有困难的孩子而言，这是多么不容易的进步。

可是，36分仍然不及格。如果一个孩子已经付出很大的努力，却不断从考试中得到“你还是不行”的信息，我们就应该思考：这样的评价是在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学习需要，还是可能让他越来越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读书不行”的人？

怎样看待成绩

中国教育家、北京十一学校原校长李希贵曾表达过一个很值得教育工作者思考的观点。他说，学校如果完全不关注学生成绩，并不现实，学校当然应该关注成绩，但同时也应该关注孩子是通过怎样的学习过程取得成绩，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未来的学习和发展。更重要的是，教育者还应该特别关注那些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我们怎样照顾他们、鼓励他们，不让他们因为一次又一次的考试而逐渐失去学习信心。我很认同这样的教育观。

讨论PSLE评分制度，并不是说成绩不重要，更不是因为担心孩子面对失败，就把教育标准降低。不是不看成绩，而是不能只看成绩；不是不承认差距，而是不能让差距变成标签。对于成绩优秀的孩子，考试往往带来肯定、机会和信心；但是，对于长期处于最低分段的孩子，如果一次又一次的评分，只是不断确认“你属于最低等级”，我们就应该问：这样的细分还有多少教育意义？

评估孩子，不等于给孩子定型。一个考18分的孩子和一个考38分的孩子，在学习基础上当然可能存在明显差异，教师须要知道，也应该给予他们不同的帮助。但是，教师必须知道孩子哪里不会，与全国升学考试是否必须把20分以下的孩子，再划成一个最低等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前者是为了诊断和帮助，后者则涉及分类和升学。因此，我认为可以重新检讨PSLE低分区间的划分，包括思考是否仍有必要保留AL8，把20分以下单独列为一个等级。重点不是把教育标准降低，也不是假装孩子之间没有差异，而是重新问一句：我们的评分究竟要细分到什么程度，才真正具有教育意义？

12岁，不应该成为人生的定型点。

新加坡今天的中学，已经实行全面科目编班制，背后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承认孩子在不同科目有不同能力，也会以不同速度成长。一个孩子可能数学较弱，却很喜欢华文；英文成绩普通，却有很好的动手能力；也有一些孩子在小学阶段学习缓慢，到了中学才逐渐成熟，找到兴趣和方向。既然我们的教育制度已经越来越接受孩子的发展不是一条固定轨道，我们也应该重新思考：12岁的一场全国考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定义一个孩子？

不应太早给孩子标签

教育须要了解孩子现在在哪里，但不应该太早告诉孩子：你只能走到这里。考试应该像一张地图，让我们知道孩子目前站在哪里，以及下一步应该怎样帮助他，而不应该成为一道围墙，让孩子以为墙外世界从此与自己无关。

除了考多少分，也看看走了多远。教育或许还应该多问一个问题：一个孩子从90分进步到95分，我们会为他高兴。一个孩子从20分进步到40分，我们是否也看见他的进步？后者所付出的努力，可能一点也不少，甚至更多。

考试不一定能够告诉我们的孩子“从哪里走来，又走了多远”。这也是我认同方健文文中“增值”概念的原因。评价一所学校，不应该只看它培养出多少高分学生，也应该看看孩子进入这所学校以后成长多少。同样，评价一个孩子，不应该只看见最后取得多少分，还应该看见他的进步、努力，以及继续发展的可能。

评分除了保留差异，也应该保留希望。我理解全国考试必须有统一标准，也承担着升学分配的现实功能。因此，我并不主张简单取消PSLE，也不认为所有学生都应该以同一标准进入中学。但是，在讨论PSLE制度时，除了问怎样分配学校比较公平，或许也应该多问一个问题：我们的评分制度向一个12岁的孩子传达什么信息？尤其是成绩处于最低端的孩子。他们并不是教育制度中最应该被准确分类的一群人，而可能是最需要教育给予帮助、鼓励和机会的一群人。

然而，话说回来，教育制度的改革终究只是事情的一半。另一半，在家长身上。

坦白说，家长对“成功”的定义，仍然太窄。如果今天教育部把所有学校资源都平均了，可是家长心里仍然认为：名校 → 初院 → 本地大学或海外名校 → 医生、律师、金融、科技 → 成功，教育军备竞赛还是会换一种形式继续下去。钢琴、游泳、编程、奥数、直接收生计划（DSA）、作品集、领导职位，都可能成为新的竞赛场。到那时，我们换掉的只是一套考试制度，却没有换掉压在孩子身上的那一套期待。

所以，教育改革也必须包括家长教育。必须慢慢接受一个观念：我的孩子不须要赢过别人的孩子，才证明是一个有能力、有价值的人。这句话很容易说，但对新加坡社会其实非常困难。困难不在于道理难懂，而在于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对孩子、对成功、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但这或许才是教育真正改变的开始——不只是改变学校怎么选人，而是改变我们怎么看待人。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